不管是權力腐敗者，還是行業腐敗者，他們都壟斷了不同的資源，在這場不公平的交易中，弱者不得不行賄壟斷者，獲取他們應得的利益
　　“當官不要當重要崗位上的官。”這是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在臨刑前發出的感慨。

　　2006年12月28日，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因涉嫌收受賄賂，被中紀委“雙規”。根據法庭公開審理時出示、質證的證據認定：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擔任國家藥監局局長等職務期間，鄭筱萸在審批八家藥廠的藥品和醫療器械過程中，直接或者通過妻子和兒子，受賄649萬多元人民幣。

　　同樣是新藥審批，以2004年為例，中國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而美國FDA僅受理了148種。這一數字差異的背后，是二者對新藥認定和新藥審批權力的差異。

　　正是因為掌握了眾多新藥的審批大權，使鄭在利益誘惑面前，流露出貪婪的一面。

　　然而，鄭的死并沒有震懾住繼任者。2010年5月，就在鄭筱萸被執行死刑后的2年零11個月，同樣的地點又發生了同樣的故事，這一次的主角是藥監局原副局長張敬禮。

　　行賄權力

　　自2005年藥監局醫療器械司原司長郝和平涉案被捕之后，張敬禮就成了國家藥監局負責醫療器械的最高領導。由于張掌握著醫療器械注冊的生殺大權，企業為了加速搶占市場，往往會把張敬禮作為首要的公關對象。

　　從鄭筱萸、郝和平到張敬禮，為何藥監局頻發官員受賄案？

　　國家藥監局在1998年由原國家醫藥管理局、衛生部藥政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三個部門合并而成。國家醫藥管理局管企業，藥政司負責審批新藥，合并后的藥監局大大強化了審批新藥的能力，卻沒有切斷和企業的聯系。

　　分析人士認為，2002年開始，國家藥監局由屬地管理變為垂直管理，此次改革雖然解決了職能重疊、政出多門、監管分散的弊端，但硬幣的另一面是權力過度集中，且沒有管理控制和監督，這正是藥監局頻發腐敗的根本原因。

　　權利過度集中的不只藥監局一個部門。匡新案發前是發改委基礎產業司綜合處處長，此前曾任民航處處長超過10年，該職務是“中國十大最有權力處長”之一。在匡任民航處處長期間，所有機場的規劃建設和航空公司購買飛機，在報經民航總局批準后，都要報國家發改委批準。匡的權利大到機場規劃建設的審批，小到每個航空公司可以購買幾架飛機。可以說，這種不合理的權力配置葬送了匡的前程。

　　“過多的權力腐敗案件的發生是源于制度上的缺陷和缺失。”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汪玉凱認為，權力配置不合理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的權力過多、過大，市場權力過小，如果政府把權力交給市場和社會，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在多次政府機構改革中避重就輕，部門設置仍不合理，政府設置的門檻過高，市場和社會的門檻就越高，政府的權力也就越大。

　　反思民航腐敗案、藥監局腐敗案等，不難發現，政府部門權力過大，且過度集中，更容易造成尋租的機會。

　　過度集中的審批權，必然導致部分企業通過利益交換來獲取更大的利益。以醫療器械為例，藥監局對醫療器械的審批分為三類：一類和二類是屬地化管理，由所在地的省級藥監局審批；三類和進口醫療器械由國家藥監局審批，每隔4年還要到國家藥監局重新報批，時間需要12個月到24個月。

　　但藥監局每年審批的產品數量過大，新藥或者醫療器械產品為了通過國家藥監局的注冊，要等相當長的時間。于是，在審批速度的快與慢之間就有了很大的“彈性”。許可證決定著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在急于搶占市場的企業眼中，握有醫療器械注冊大權的官員就是他們首要的“公關”對象，這種“公關”一旦成功，就成為其加速擴張的捷徑。

　　類似這樣的“公關”在多個行業內并不罕見。

　　資源誘因

　　由于占有了某種壟斷資源，便可以用其手中的權利進行交換，換取經濟利益。力拓行賄案和中移動李向東案，是較為典型的注解。

　　中國鋼鐵行業產能嚴重過剩，需要大量的原材料鐵礦石。由于三大鐵礦石巨頭掌握了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市場份額，鋼鐵企業相對處于弱勢地位。一直以來，由于受到進口數量、產能等門檻限制，中小企業和民營鋼企無法獲得鐵礦石進口資質，也無法拿到價格優惠的長協礦，只能從有進口資質的貿易商手中獲得二手價格。國內有進口資質的貿易商拿到進口額度后不是賺取傭金，而是以現貨高價出售，這使得小鋼鐵企業和民營鋼鐵企業的生產狀況比國有企業更加惡劣。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行賄力拓。

　　在行賄力拓的21家企業中，除日照鋼鐵、河北敬業鋼鐵、唐山國豐鋼鐵和天津軋一鋼鐵花錢買到了長協資質外，其他17家企業僅僅是為了擠進力拓的現貨競標序列或購買現貨礦。

　　在中移動腐敗案中，原四川移動數據部總經理李向東出逃海外，揭開了其利用無線音樂基地尋租的冰山一角。由李向東在成都建立的中國移動音樂基地，已是中國最大正版音樂庫網站，有98%的新歌選擇其作為首發平臺。2009年，無線音樂基地帶動的全網收入超過220億元——這一數字是中移動全年收入的4.2%，增值業務收入的16.8%，甚至超過了四川移動的傳統收入總額。

　　這個體態龐大、權力集中、監管體制卻尚存漏洞的平臺，對于位于產業鏈下游的分銷商和收費渠道來說，他們的業務和內容能否進入無線音樂產業鏈，完全由中移動說了算。面對這樣一個壟斷了市場資源的國有企業，分銷商們已經喪失話語權。地位上的嚴重不平等為權力的尋租預留了極大的空間。李向東正是利用了國有企業的資源壟斷，炮制了諸多的“影子公司”，并獲取巨額收益。

　　此外，從已經發生的一些案例看，壟斷行業和政府嚴格管制行業正成為跨國公司在華的行賄重災區，如醫療、電信、金融、房地產、資源開發、工程建設等行業。在這些行業中，當權力稀缺加重了資源稀缺的時候，商業賄賂的可能性會被成倍放大。

　　“目前，跨國公司的行賄對象大多集中在國有企業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商務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認為，“由于政企分開尚不徹底等因素的影響，公共權力在國有企業還發揮著一定作用。”

　　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早已被社會詬病，但這也是無奈之舉，像電信、石油、石化等領域，由于投入過大，民營資本很難介入。而在國外，經過充分的市場競爭后，已進入到寡頭壟斷階段。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相當于國外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但是中國卻已無法重復走國外的老路，因為全球化時代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的高級階段，國資專家周放生稱之為“階段錯位”。

　　周放生認為，要解決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除繼續開放產業進入外，最好的辦法是開放國有企業股權，除軍工企業外，能開放的行業都允許民資參股。

　　從2005年開始，國資委實施了董事會試點工作，實行集體決策，避免了企業一把手權力過大，有效抑制了腐敗的產生。但是，央企仍然缺乏一套完整的預防腐敗的合規經營和內控體系，一旦出事，只能亡羊補牢。

　　建立“合規體系”

　　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近幾年的數據顯示，在清廉指數排行榜上，中國的整體排名處于上升階段，但中國仍屬于“存在嚴重腐敗的國家”。

　　自建國初期，中國即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旨在懲治貪污賄賂等腐敗行為的多次運動，并頒布多項法規。1952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1996年發布了《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對《反不正當競爭法》內容進行了細化，首次提出“商業賄賂”這個法律術語，并明確了商業賄賂的內涵和外延，為執法提供了法律依據。2008年10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企業國有資產法》，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減少企業領導人的腐敗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汪玉凱認為，這些都是體制內的反腐，是上級對下級的反腐，而且成本高、效果差，中國體制外的反腐機制并不完善。

　　2007年9月13日，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以加強對權力運行監督制約為重點，從源頭上解決腐敗問題，并建立了社會領域的預防腐敗機制。在國家預防腐敗局的網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舉報腐敗行為。

　　汪玉凱指出，近年來的網絡舉報和媒介舉報，與體制內的反腐制度相比仍然顯得比較弱，而權錢交易發生在高層，老百姓沒有手段可以監督，這遠遠超出了個人的行為。

　　從透明國際1995年~2009年的整體數據看，1995年~1998年中國清廉指數增長速度較快。從行業看，金融行業走在了前面。

　　銀監會紀委副書記黃家全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介紹說，銀監會成立后，明確提出了“管法人、管風險、管內控，提高透明度”的監管理念。

　　2006年10月25日，銀監會發布了《商業銀行合規風險管理指引》，要求各銀行建立與其經營范圍、組織結構和業務規模相適應的合規風險管理體系，并建立合規績效考核制度、合規問責制度和誠信舉報制度等三項基本制度。

　　同時，銀監會紀委還加強了對監管部門的監管，并約法三章，向社會公布；清理了工作人員的個人貸款、經商辦企業和入股農村信用社等行為，維護了監管的公信力；實施監管履職回避制度和全員問責制，并建立內部監督制度體系。

　　經過國際金融危機的考驗后，銀監會的監管與內控體系得到了國際上的肯定，2009年，總部設在美國的全球風險協會將該組織的年度風險管理者大獎授予中國銀監會及其主席劉明康。

　　“在國外的大型跨國公司里，合規經營已經成為企業的首要社會責任，中國企業也應該如此。”王志樂建議。

　　經過深入研究，王志樂總結出跨國公司合規體系主要有三部分：一是預防出現違規。企業最高領導明確把合規經營放在首位，并由公司副總裁擔任首席合規官，把合規體系從上至下，從海內到海外公司推廣，并加強員工培訓；二是公司除了設有首席合規官，還邀請第三方機構核查，設立咨詢和舉報熱線；三是在公司出現違規行為后，處理絕不手軟，并在事后找出漏洞，完善合規體系。

　　目前，在大型跨國公司里，已經形成了對違規事件的“零容忍”，即使沒有造成后果的不合規行為也要受到處罰。

　　2008年，一名雅芳員工致信雅芳CEO鐘彬嫻(Andrea Jung)，稱在中國境內的經營機構內或存在與經營相關的不適當的差旅費、招待費和其他費用，這些費用與中國政府官員旅游有關。2008年6月，雅芳總部開始對雅芳(中國)有限公司展開內部調查，并就此內部調查主動知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及美國司法部。

　　根據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向外國官員行賄的行為可能受到嚴厲的刑事和民事的雙重制裁。企業一旦卷入丑聞，面臨的不僅僅是法律責任，由此造成的負面影響會對企業造成致命打擊。因此企業都會自我約束，不惜成本建立內部合規部門，日常自查，防止和發現員工或代理人支付任何不當款項。

　　美國法律對商業賄賂有著嚴格的懲罰機制，但歐洲在這方面的法律規定卻寬松得多。歐洲法律規定，企業可以通過第三方中介代替公司去做一些事情，并且中介費可以計入成本。

　　專家認為，治理權力腐敗，更要從政府行為的透明與公開入手，這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腐敗的土壤。同時，中國應該盡快出臺《反腐敗法》等法律，加大懲處力度，讓腐敗行為付出巨大代價。

　　“如果政府強勢，與民爭利，就創造了權力集中的基礎。”在行政管理方面，汪玉凱認為，分權改革可以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政府主導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在經濟建設上發揮市場作用，擺正政府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