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多封家信曝光 被抓后回應陪睡借錢質疑

　　生死未卜的明天
一個民間資本的“商業神話”是如何破滅的
　　2011年4月7日，曾經轟動一時的吳英案二審開庭。吳英案背后，是一個女人與財富的故事，一個從民營經濟灰色地帶墜落的故事

80后鄉村女孩
　　“記得我開始懂事，我就知道自己的脾氣像老爸，那么的倔，那么的要強，還很執著，為了一個目標不惜犧牲一切，但執著的結果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歌山鎮塘下村，80年代還是浙西南一個兩百多人的村子。村里通往市區唯一的道路，是由村民集資建起來的浙江省內第一條鄉村水泥路。改革開放以后，有人通過外出打工、辦小廠賺到了錢。路的另一頭，就是全國百強縣東陽。
與毗鄰的永康、義烏一樣，出于山多地少的生存壓力，東陽人早早開始另謀出路，這塊被當地人形容為“窮鄉僻壤”的區域也在悄悄囤積起巨大的財富。作為“百工之鄉”的東陽，一直都有在外地賺錢的傳統，每到過完年，村里幾乎看不到壯年男子，只剩下老人和婦女在家種地。
當年流傳著的“永康打鐵，義烏貨郎擔，東陽建筑”預示了這些小縣城今天的面貌--永康五金城、義烏小商品市場、東陽橫店影視城。
早年在西北包工程的吳永正也是東陽最早一批在外地賺錢的人。靠著包工程賺來的錢，吳永正在村里蓋起了一幢三層混凝土小樓，成了80年代村里最稀罕的景觀。吳永正當時想，如果吳英是男孩，一定要帶她出去搞工程。
這筆錢后來在甘肅一場長達8年的官司中耗盡。“年紀大想通了就覺得知識比錢更重要。”很多年后，吳永正為了女兒的官司一筆一劃地寫上幾千字，別人說他的字一點也不像只有小學文化的人寫出來的，他說人是鍛煉出來的。
這種期望在吳英身上變得更加強烈。7歲之前，吳永正教給女兒2000個字，上午教10個字，下午就要背出來。吳英被送回東陽老家讀書，吳永正總不忘給老家寄來一箱子的書。
吳英插班到村里的塘下小學讀三年級，個子小小的，一點也不出挑。她剪一個童花頭，穿肥大的紅色毛衣和白色休閑褲，拍照的時候總是盡量站在別人的后面，露出半個身子。
在東陽這個以博士聞名的小城里，一度連飯館都在賣一種干菜燉豆腐做成的“博士菜”。每年有上千名學生削尖腦袋想要拼殺到獨木橋的最前端，這里出過宰相，也出博士，這就是當地人認定的一種前途。
時間再往后推一推，省道往東陽市區的途中漸漸懸掛出各種各樣的巨幅廣告牌，木雕、家具、影視城，街道上駛過一輛比一輛豪華的名車。跟埋頭苦讀一樣，另一種前途建立在人們對于財富的無限渴求上。“每個人都想當老板，都去做生意。”
賺錢，繼續賺，不停賺。當地甚至流傳著“在路上砸磚，砸到十個九個是老板，還有一個老板娘”的說法。沉淀下來的巨大財富也匯聚為涌動在地下的充沛的民間資本。
初中以后，吳英的個子長開了，性格也突然長開了，不怎么好學，偶爾還會跟其他女同學一起逃課出去玩，對新鮮事物反應快，冷淡得也快。“反正不可能上大學，混的也是時間，”吳英這樣告訴同學。
吳永正把她介紹給自己在東陽開美容店的堂妹，在那家東陽最早的女子美容店里，吳英跟著姑姑學了一年美容。
一年后，吳英告訴吳永正，自己還想上學。吳永正花錢把她送進一個技校學財會，還給她買了一本藍印戶口。快畢業的時候，有人告訴吳永正，你女兒不讀了。吳永正氣得差點從湖北丹江口趕回老家給吳英一巴掌。
吳英輾轉到過金華、湖北荊門，心里只想著做生意。她的同學們都出去做生意了，有人還賺了錢，這對吳英是個不小的刺激。
2002年，吳英回到姑姑的店里繼續學美容。也是那一年，吳英結婚，并且開起了自己的美容店。姑姑一定對吳英有過失望。做美容的人都知道，誰的手法更好，客人就愿意跟著誰走，那段時間里，吳英開始結識當地一些有身份的女人，人們都說她人緣好。
美容店開了一年以后，房東把房租從原先的5萬漲到了10萬以上。吳英把店搬到了西街，計劃一個月掙50萬。她頻繁往來于東陽和廣州之間，帶回來當時很時髦的羊胎素，很快在店里賣瘋了。
她想加盟廣州的御足堂，把洗腳生意引到東陽來，沒有成功。在洗遍了廣州所有洗腳店以后，吳英在東陽開出了第一家足浴店“千足堂”，所有的技師都是她從廣州挖來的。她還轉下西街停業的喜來登KTV，卻跟別人盤店不一樣，四五層重新裝修，二三層照常營業，裝修完了，本錢也收回來了。
美容、KTV、足浴為吳英賺來了第一桶金。她心底更大的商業計劃也在醞釀之中。
很少有人還記得吳英的美容技法，回憶起來就是“她學什么都快”，“是做生意的料”，卻無法將她與日后那個一夜暴富的年輕女富豪聯系起來。那時，她不過二十出頭。
有人問過吳英，哪兒來的豪爽。吳英說，好像是天生的。
“記得我開始懂事，我就知道自己的脾氣像老爸，那么的倔，那么的要強，還很執著，為了一個目標不惜犧牲一切，但執著的結果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吳英在給妹妹的信里寫道。

     暴富神話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自己的腦子很好使，別人都跟不上。哎，英雄無用武之地，在這里(監獄)除了手之外，腦子似乎是個道具，有其構造無其功能，所以有些事想想是很自滿的事情。”
2006年，有關東陽的新聞里出現了這樣一條：“2億元現金買下東陽世紀貿易城三層700多間鋪面；一次性購入高檔汽車20多輛；部門經理年薪50萬到100萬元、保安月薪2100元；她開出的洗車店和洗衣店都是免費的……最近，浙江東陽盛傳一位26歲的當地女子一夜暴富并且揮金如土的各種神話，這位名叫吳英的女子以及由她組建的集團成了東陽街頭巷尾最熱門的話題，而在去年，她在人們的眼里還只是縣城某服務場所的小老板。”
對吳英身世的揣測隨即在這個小城蔓延開來：走私、賣軍火、傍大款，還有人說她是南洋軍閥遺孀，繼承了一大筆遺產。
這些仍然無法解釋這個26歲女人幾個月內過于頻繁的商業舉動。東陽市工商局的數據顯示，2006年8月10日到10月12日之間，吳英完成了15項公司及分公司設立登記、備案事項，此后注冊成立浙江本色集團。而在本色集團公開披露的材料里，當年上半年，吳英成功收購了東陽最大的公園--博大世紀公園55%的股權和浙江博大新天地廣場100%的股權。
最醒目的傳聞莫過于東陽世貿城招商預售當天，本色集團耗資2億元買下700個攤位，吳英身后的總資產高達38億元，居胡潤“女富豪榜”第6位。
這些通過媒體發酵、后被家人否認的傳聞在吳英的命運軌跡中確曾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在民營經濟藏龍臥虎的浙江，人們對于財富的關注顯然高于其他一切。“這么年輕的女富豪很容易就引起別人注意，如果把生意做到外地，就不會有后來那些事，就因為在東陽這樣的小地方，稍微怎么樣就引起很大反應。但真放到外地去，本色品牌估計也不會有那樣的影響力。”吳英身邊的一位人士分析。
吳英神秘女富豪的形象已經被渲染得深入人心。時隔幾年之后，人們還在津津樂道“本色”時期吳英的豪爽做派：上百萬的生意輕易就談下來，帶著巨額現金出門，對于看準的商機絕不手軟，對周圍的人也出手大方。這些未被完全證實的說法引來了人們對其身家的猜測，流傳過的各種版本離不開“一夜暴富”、“揮金如土”。
“她小時候就很爽氣，如果有零用錢她一定會拿出來請同學吃東西，大方得都不像同齡孩子。”十幾年后，面對突然降臨的財富，吳英的同窗好友葉蘭也難以理解。隨著吳英的產業越鋪越大，資金源源不斷地進去，葉蘭不由感到恐慌。她不知道吳英到底想要什么。
吳英似乎很少跟周圍的人交代她的資金來源，這個在旁人看來特別能吃苦的女人，頻繁往來于東陽與外地之間，上午說去廣州，下午已經從廣州飛回來了。“那時她缺的不是錢，而是時間。”
外界除了努力想象這個年輕女富豪被別墅、名車、珠寶裹挾的風光生活之外，也對她高調的商業模式抱有十足的好奇和懷疑：她開的洗衣店每天前100件衣服免費洗，洗車店洗車免費，買一套床上用品送一臺彩電……有人覺得她傳奇還專門跑去遠遠看她一眼。
在干姐徐玉蘭眼里，吳英沒有過多嗜好。她很少化妝，喜歡到東陽商業街上的服裝店買五六百塊錢的黑白系衣服，有時一罐辣椒醬也能下飯。如果有時間，她會開車到很遠的地方吃一碗小餛飩，或者到徐玉蘭家里吃她燒的干菜豬頭肉。“她不算揮霍，現在當老板，哪個沒有幾輛好車，滿大街都是好車。”
吳英出事后，她在本色集團期間購買的名車和珠寶也成為家人和檢查機關爭論的焦點之一，雙方在這些財產到底用于投資還是揮霍問題上爭執不下。有一種說法是，吳英買下的巨額珠寶原本打算在上海開一家珠寶行。
“她習慣所有事情都自己來扛，對自己認定的事情，別人怎么勸都聽不進”。即使是丈夫周紅波，說起吳英時，也覺得她跟別的女人不太一樣。“她沒有特別的女人味，卻比一般男人更能吃苦，更有魄力。”
很少有人走進吳英的內心世界。葉蘭生病住院的時候，吳英每天都會帶著燕窩來看她，可每次看了一眼，又匆忙走掉。她很喜歡小孩，空下來就把干姐徐玉蘭的小女兒帶在身邊，寵得不得了。吳英也對別人說起過，等自己事業穩定了，就生一個孩子。
但那只越轉越快的軸讓她停不下來。賺錢似乎也不是她的想法了，她是想做事業的。有人這樣說。
本色集團成立以后，吳英和周紅波之間出現分歧，兩人經常為公司的經營管理問題爭吵。周紅波和公司一些高層曾勸吳英放棄東陽本土，將事業挪到別處發展，吳英沒有同意，繼續在東陽進行著超前的商業探索。
她的洗車店一度免費洗車，每輛車前后車牌都貼著“本色車業”宣傳條，店里還會登記車主姓名、電話號碼，“每輛車都是流動廣告，會帶到全國各地”，而免費洗車的后續項目如改裝、維修才是吳英認為真正賺錢的地方。
她自信滿滿地開出第一家本色概念酒店，設想按照如家的模式實現各地連鎖。概念酒店里的每一件物品都由她親自挑選，三樓起就是裝修風格各異的客房，歐式套間、溶洞房等，沒有一個房間是相同的。房間里配套的液晶電視機、床單、窗簾、浴缸，包括各種裝飾材料都能夠在她的建材城里買到，“她想做的其實是一條龍體驗式的產業鏈”。本色概念酒店推出后生意火爆，一房難求，這種酒店模式在吳英出事后成為東陽、義烏業內爭相模仿的樣板。吳寧西路那家本色概念酒店也是本色集團在查封之后唯一留下的產業。
有人曾勸過吳英，不要將商業版圖鋪得這么大，尤其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容易招來是非”。事實上，本色集團注冊成立時已涉足旅游、商貿、酒店連鎖、建材、工程建筑、工程設計裝潢、家紡、電子商務、廣告傳媒、娛樂服務等眾多產業。
財經作家吳曉波也曾表示過擔憂，“最大的難度不在于概念的提出，多元化產業對管理者的能力要求很高，管理的幅度很寬，管理者必須發散式管理。從施工到酒店管理，什么都要懂，一旦亂了陣腳，眼球經濟最終還是要歸于沉寂。這對26歲的人來說，會是個不小的挑戰。”
在身邊人看來，吳英的處世技巧遠未趕上她的經商頭腦。有沖勁，不圓滑。“那些隱性富豪們都在外地發財，想(在本地)出頭，上下都要打點，她哪懂這些。”原本色集團一位高層說。
當時，也有人給吳英出過一個“特別”的主意，想辦法弄成上市公司……
對于吳英來說，那一段風光實際上也為日后本色神話的破滅埋下了伏筆：概念酒店之后，愿意借錢給她的人更多了，她也需要更多錢來維持自己龐大的商業網絡。
浙商協會執行會長楊軼清當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如果吳英的原始資本的確來自資本市場，那么她目前的投資行為無異于一場“注定要輸”的賭局。
“她具備創業者敢于行動這個基本條件，但是太著急了，要么突然得到一筆錢，不知道怎么投資，要么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必須擺開場面。”楊軼清說。
本色集團最終僅存在了10個月。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自己的腦子很好使，別人都跟不上。哎，英雄無用武之地。在這里除了手之外，腦子就似乎是個道具，有其構造無其功能，所以有些事想想是很自滿的事情。”在看守所里，吳英這樣感嘆。

    掮客，生意
　　“人的一生擁有的財富早已注定，如果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所擁有的極限，那么他必定要付出代價。”
吳英與駱華梅相識于義烏人楊軍的介紹，駱華梅又將自己在義烏文化局的表哥林衛平介紹給了吳英，于是林衛平也成了吳英口中的表哥。家人并不知道吳英與這兩個義烏人之間的交情有多深。事發之后，林衛平成了吳英案當中最大的放貸者。
吳英通過楊軍第一次找到林衛平和駱華梅是2005年，幾個人約在茶樓里面談。坐在林衛平、駱華梅面前的吳英不過24歲，跟大多數年紀相仿的縣城女孩差不多打扮，“很靦腆，沒什么話說，都是楊軍在幫忙介紹”。
林衛平和駱華梅從楊軍嘴里知道，吳英要開足浴店和KTV，想借500萬。他們對這個女孩毫無信任。況且500萬，在民間資本活躍的義烏又是多么小的一單生意。“年紀太輕了，估計是沒什么實力。”
林衛平和駱華梅還是有點猶豫，打算親自去東陽看一看，車開到一半突然又折回去了，“心里不舒服，賺這么點錢搞得這么辛苦劃不來”。更何況，不熟不借是他們的習慣。吳英第一次向林衛平借貸失敗。
一年之后，再次找到林衛平和駱華梅時，吳英“已經變了個樣，能干起來了”，她帶著白馬服飾城的攤位項目找兩人借3000萬。林衛平和駱華梅覺得吳英的經營思路好，剛好手上有閑錢，并且他們還聽到前一年吳英從別人那里借到的500萬資金堅持下來了。這一次，他們把錢借給了吳英，雙方的借貸關系一直維持到事發。
隨著吳英的商業網絡越鋪越大，她的資金源頭就更加像一個謎。她走向掮客成為一種必然。
在東陽、義烏一帶，像林衛平和駱華梅這樣的掮客并不少見。按照當地人的說法，即使是大企業背后也有民間資本在支撐，而作為風險較大的中小企業，想從銀行那里獲得貸款是幾乎不可能的，所有的中小企業都是靠著各種民間資本發展起來的。
“我們東陽人去外地包建筑工程，一下子要幾個億，房子建到一半，建筑材料要錢，工人工資也要錢，這些錢銀行貸不出來，就只能去借。”房地產投標需要幾個億，在掮客那里很容易就能借到，中標之后連本帶利，掮客和下線們都能賺上一筆。
潛在的需求刺激著這塊區域的經濟神經。頭腦靈活、人脈廣的人悄悄地做起了這筆生意。依靠著熟絡的人際網，民間資本漸漸匯聚到掮客手里，再由掮客借貸出去。
在這里，民間借貸是一種風氣，也是生財之道。
人們似乎都清楚高利貸背后同樣存在風險，但并不妨礙他們將錢交給掮客。維系雙方合作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信譽。掮客們對于每筆生意也甚為謹慎，不熟、實力不夠、收益不大的都有可能被他們拒絕。他們依靠自己的人際關系網鋪開各種管道--哪家有錢，哪家缺錢都在他們掌控之中。做到一定信譽的掮客往往就像等魚上鉤的人，很多借貸者主動找上門來，出于不信任他們可以拒絕任何一筆生意，“至于那些十幾萬、幾十萬的散戶，純粹做個順水人情，有錢大家一起賺。”
賺錢始終是所有人利益的交集。放在掮客手里的借貸利息往往是銀行的十倍甚至幾十倍，期限越短利息越高，而處于借貸者與放貸者之間的掮客仍能攫取一筆不小的利息差。
“利息這樣翻滾下去不得了，幾乎是錢生錢，24小時睡過去就可能已經發財了。”
那些缺乏信息和資源的人則將眼光投向所謂的地下錢莊。在東陽、義烏等地，除了允許放貸的正規典當公司，地下錢莊以寄售行、投資公司、調劑公司等各種形式變相掛牌經營，“開個門面本身就在打廣告，告訴人家這里是可以借錢的。”
典當公司的利息一般比銀行高4倍，而投資公司、寄售行則高出8到10倍之多。地下錢莊再將利息不斷抬高，“到最后利息根本吃不消”。
很少有人覺得這是一場賭博，而更愿意相信這是比炒股票來錢更快更穩當的投資。“如果要賭博為什么不去澳門？”
即使在吳英出事之后，一些掮客仍然相信，只要有人肯借錢給她，她或許就能把資金缺口填上。而對于掮客背后那些形形色色的借款人來說，民間借貸就像是把雞蛋分別投到各個籃子里，這樣對于掮客和借款人來說，都不致于因為一筆生意的失敗而徹底崩盤。
林衛平、駱華梅與吳英的私人交情并沒有外人想象的深，只是偶爾通幾個電話。等到有天林衛平到東陽一看，才驚訝地發現吳英的場面已經鋪得這么大了。他們都覺得她想出名，特地跑到東陽把她罵了一通。在他們看來，“這樣的生意還是做到外地比較好”。
這種考慮基于一些當事人不愿說的微妙因素。“太多人都在參與這樣的生意，領導干部也不例外，公務員的身份反而更吃香。”事后有媒體爆出吳英背后的債權人名單中有部分是官員。
駱華梅曾多次勸吳英“把外面的錢搞清楚”，意思是讓吳英把從別家借的錢還清，單純從林衛平一處借貸，“錢要多少沒有關系，但不要東借西借。”
吳英沒有聽進駱華梅的話，她還是從義烏人楊衛陵、楊志昂兄弟那里借錢，直到2006年底，楊氏兄弟從特殊渠道獲悉吳英資金鏈即將斷裂，將其軟禁。
按照當地的隱晦說法，借貸人失蹤無疑會引起掮客和下線們的恐慌。在這個相對穩定的生態圈里，只要有人破壞游戲規則，就會導致全盤皆輸的結局。“資金鏈出現斷裂之后，一旦有人鬧起來，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
在吳英失蹤的8天里，人們暗自猜測她是不是“卷錢逃跑”。這種恐慌多少成為吳英最后落陷的導火索，而“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也成為決定她命運的重要依據：按照我國法律，非法吸納公眾存款的最高量刑是10年，而集資詐騙則最高可判死刑。
“人的一生擁有的財富早已注定，如果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所擁有的極限，那么他必定要付出代價。”吳英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

急轉直下
　　“你們沒必要這么關注我，我只是個企業家，不是娛樂明星”
那個晚上，徐玉蘭一直想不明白，吳英為什么給她打了電話讓她去杭州，又吞吞吐吐什么也不肯多說。還有房間里的那個女人，硬要跟她們擠一張床。徐玉蘭和吳英睡一頭，那個女人睡另一頭。徐玉蘭并不認識那個女人，只知道是守在賓館那群人當中某個男人的妻子。
躺在床上，徐玉蘭覺得氣氛不對勁，她沒有和吳英說上一句話。半夜，睡在床那一頭的陌生女人輕聲接了電話。徐玉蘭已經察覺事有蹊蹺。她覺得吳英可能早就感覺到了。但是她為什么不給自己一點暗示呢，哪怕一個眼神，她也會有數。徐玉蘭事后這樣想。
第二天中午，徐玉蘭吃完中飯回到東陽。吳英被幾個人從杭州帶到了安徽馬鞍山，她的司機被安排到另一家賓館。按照吳英的說法，這是一場早有預謀的綁架，而綁架她的人就是她在義烏的債權人楊志昂、楊衛陵等人。事后，徐玉蘭和丈夫努力回想楊志昂的樣子，卻怎么也想不起來。這兩個在各方說法里形象模糊的義烏掮客也是最早放貸給吳英的人。
駱華梅聽聞吳英失蹤的消息，給吳英發了一條短信。吳英告訴他，自己跟楊志昂、楊衛陵兄弟在一起，談一宗珠寶生意。之后，駱華梅接到了吳英從溫州打來的電話，用的還是公用電話。幾天之后，駱華梅通過手機定位找到了在鎮江的吳英，把她接了回來。
吳英回到義烏后，在公司一位高層的陪同下去公安局報了案，公安局沒有受理。幾天后，她收到了一個裝有兩顆子彈的信封。
“綁架期間，先后到過杭州、溫洲、安徽馬鞍山、江蘇鎮江，對我進行搜身、猥褻，揚言要將我殺死拋入江中，并強迫我簽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將我攜帶的現金數萬元、現金支票330萬、銀行卡數張(強迫告訴密碼)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們派人到東陽將我上億元的珠寶拿走，又在同日將我公司的14處房產的全部證件，29輛汽車的全套文件及有關財務憑證全部拿走……”
這場當事人說法不一、未被公安機關受理的綁架案成為吳英命運急轉直下的訊號。2007年1月，吳英在杭州召開新聞發布會回應外界對她的各種質疑，她說“你們沒必要這么關注我，我只是個企業家，不是娛樂明星”。
2月5日，當吳英買好從北京回杭州的機票準備登機時，被公安機關扣下。“事隔一年多，仿佛一切都剛開始。2007年2月6日對于我來說是改變命運的一天。”吳英后來回憶說。
被抓之后，有人問她，“你那么多的錢，是不是陪他們睡覺他們才借給你的？”吳英反問，“陪他們睡覺還會要那么高的利息嗎？”
本色集團以及下屬的本色一條街在吳英被抓不久后被查封，本色的員工仍然記得那天剛好是發工資的日子。伴隨著坊間各種傳聞，年輕女富豪落陷成為這個小城當年最大的新聞。曾經被熱捧的“本色”一條街，也在這之后迅速衰落下去，其中還包括即將營業的一家省內最大的網吧。
就像一場煙花，事后有人這么形容吳英的命運。
“如果沒有出事，本色的無形資產可能超過30億。”吳英身邊的人至今仍然相信超前的商業模式一定能創造可觀的利潤。在東陽以及周邊的義烏等地，“本色”商業模式在悄悄被一些商家所效仿。
質疑也一直存在。“如果按5分利息算，3000萬的本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1800萬，那要多好的利潤啊？哪有這么好的生意。”一位溫州私營企業老板說。
  
     4年
　　“如果有機會重新讓我選擇，我會選擇做一個平凡的人，選擇平平凡凡過一生。”
37號監室。吳英被連續審訊若干小時之后，以祝素貞的名字被帶到的地方。在那里，她認識了早她一個小時進來的浙江蘭溪人張某。因為同是經濟犯，又都是新犯，兩人很快有了共同語言。張某開始教吳英如何做口供，“快點講清楚快點承認就可以取保出去了。”
吳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抓住了這個有點斗雞眼的陌生女人。在這個“高墻和密密的鐵絲網將看守所分成內外兩個世界”的地方，她變得有些幼稚，誰說什么話她都信。跟她同一個監室的都是因為傳銷進來的女孩，褪去了女富豪身份的吳英，不過是一個26歲的普通女孩，“情緒忽好忽壞，性子直，涉世不深的樣子”。
吳英非常信任這個女人，張某說什么，她就照著做。但是她很快發現，這個姓張的女人在看守所里出入自由，所里的很多管教都與她很熟。4個多月后，張某突然離開，走前帶走了一張吳英親筆手寫的2000塊借條。此后，張某下落不明。
在看守所的4年時間里，吳英給家人朋友寫了三十多張明信片，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她的心情。她不止一次勸吳永正少抽煙、少喝酒，也會囑咐家人“再幫我送幾雙橡膠手套，冬天水冷了”又或者要幾張家人的照片、大頭貼。
她終于敞開心扉：“我在這挺好的，說實在的我現在很安心，以前在外心理負擔很重。有些事我又不敢和你們說，只有自己扛，心里的苦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過幾天又是中秋佳節，這是我在這度過的第三個中秋節，心里的酸苦只有自己知道，別人是無法體會到的。”
她也開始讀一些管理、法律類的書。她經常關注電視新聞，一看到有利于自己案情的消息就會特別高興，“飯也能多吃一碗”。
在監室的女孩里，吳英顯然是最有主意的一個，時常因為勞動強度太大、管教態度不好而提出意見。
“2010年6月18日天很熱，監室里一共有22人，人滿為患。監室通道又堆滿了材料，每5個人身上散發的熱量多1度，22人就多4度，再加上這么多的加工勞動原材料，室內溫度至少有三十六七度。氣壓很低，一早起來剛開工，我就感覺人很不舒服，惡心，中暑了。”吳英在日記中寫道。
一審被判死刑后，吳英利用自己在看守所里現學的法律知識為自己尋找一線希望。“我在筆記本上都做了記號，用頭發絲纏繞好，如果有人翻看我的東西，頭發絲就會斷掉。”在她得知自己的上訴材料被翻動過之后，曾一度情緒失控喝下工業膠水企圖自殺，“在看守所里，她變得更加敏感、剛烈”。
“這幾個月來，我的內心每分每秒都承受著無奈、悔恨、痛苦和恐懼的煎熬，說自己不怕死，那是假的，因為我是人，不是神。有時候監室里的女友一句關心的話語，一個體貼的舉動，我都深受感激。我們每位在押女犯都因為走上人生歧途正在等待接受法律審判。可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一顆善良的種子，心中也有未曾泯滅的良知。”
吳英出事后，吳永正每天面對著鄉下那幢三層老房子，以及一臺只用來玩撲克的電腦。他凌晨4點睡覺，沒事的時候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因為眼睛不好，他把每一份法律文書都打印得跟掛歷一樣大，卷好藏在衣柜里。他不時拿出跟著他去西北多年的破皮箱，除了以前的東西，現在又多了吳英從看守所里寫來的明信片和信。
他的反應沒有以前快，每咽一口飯或者說一句話總要停頓好久，不知道在等什么。他說自己在等二審開庭，也在等謎團解開：本色集團資產拍賣的資金去向，10億的珠寶以及1.7億的房產去向……
出事前的某個晚上，在本色酒店的房間里，葉蘭第一次看見吳英失聲痛哭，她說自己承受不住了，不想活了，“也不知道多少人希望我死，多少人希望我活。”
“如果有機會讓我重新選擇，我會選擇做一個平凡的人，選擇平平凡凡過一生。”吳英在信里寫道。
葉蘭至今記得與吳英一起度過的少女時代：兩人在一個寢室同睡上鋪，熄燈以后，別的女生總喜歡聊八卦聊明星，吳英卻不喜歡這些，她考慮的是更現實的東西。
“我們這邊的人是比較喜歡賺錢，并不是有幾百萬存款就可以了，有時的確是為賺錢而賺錢。”一位東陽老板說，“所以我們理解的風險就不一樣。”
如果不會炒股票，又不懂投資，你要怎么賺錢？在東陽，連出租車司機都會這么問你，如果你有50萬，一年以后變成100萬，你心動嗎？
游走在民間龐大的閑散資金仍在源源不斷地涌向當地人依靠關系網打通的地下金融渠道中去。
“在整個浙江，民營經濟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積累，數量龐大的民間資金沉淀下來，缺乏規范、安全的出口，中小企業數量又很大，自然形成了人脈在先、資金流在后的民間融資渠道。而建立在血緣、地緣、業緣基礎之上的民營經濟，在活動過程中難免會脫離經濟規律甚至法律的約束，逐漸形成一塊灰色地帶。”楊軼清說。
  
    吳英的罪與非罪
　　4年時間，吳英事件在媒體的輪番轟炸中似乎已經越來越接近于真相，但罪與非罪對大多數公眾來說，仍如霧里看花
人世間，大多數事物都有4個發展階段，誕生、成長、高峰、死亡，吳英的本色集團也不例外。在吳英18個月的造富神話中，小額信貸是個關鍵詞。換言之，吳英所有的財富都源于借貸，而借貸能否發生取決于風險和收益 。
關于借貸有兩句格言：1)今天的一美元比明天的一美元有價值；2)安全的一美元比有風險的一美元有價值。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也告誡說：“借錢不是個開玩笑的事，你必須要有能力償還，沒有抵押物，沒有擔保，憑什么讓人家信？那就要信用，根據你過去的言行，大家認你，認為你這個人可靠，大家就愿意把錢借給你。”
說一個吳英浙江老鄉--德力西集團總裁胡成中的例子。德力西發展初期，準備建一個產品檢測中心，需要30萬元，但公司沒錢，銀行也不給貸款，不得已，胡成中向民間借貸。因為擔心還不上，他的父母苦苦哀求他千萬不能借，頂住壓力的胡成中借了30萬元，現在德力西集團年產值180多億元。
或許在吳英的心里，也曾有過“胡成中”的夢想，面對公訴方的質疑，她反問，“你怎么知道以后就不會賺”？這個年輕的女人，看到了風險放大后的收益，卻忘記了風險自身。

吳英與旁茲
　　吳英的巨額財富在媒體的追逐中如《畫皮》中幻化成女子的狐妖一樣，最終顯現出本色。
在本色集團大肆擴張疆域的過程中，與吳英相關的每一樁借貸，收益的因素被無限放大了，那就是高利率。
公開資料顯示：2005年，吳英借貸的利息是“7分利”，而普遍的民間借貸利息僅為2到3個點。警方起訴意見書顯示，從2006年3月30日至2007年1月，吳英僅從義烏人林衛平處就吸收存款4.7441億元，至案發時，歸還本金0.9707億元，支付利息累計0.5001億元，尚欠3.7584億元。
吳英為什么能借到那么多錢，它承諾的高收益總是讓債權人忘記了風險。在這點上，人們總是忘記歷史。
1917年5月底，35歲的旁茲還是美國波士頓一家公司的普通職員，每周薪水只有25美元。但是，1920年春夏之交，這個意大利人從初來美國時的一文不名，轉眼間成為翻云覆雨的金融奇才。
旁茲的“躥富”路徑是，告訴在波士頓的美國人，100美金，只要放在他那里，45天后，他就可以讓這100美元變成150美金。如果到期后繼續放在旁茲這里投資，一年后，就可以拿到2500美元，兩年后，這100美金就會變成6500美金。當時的美國，哈佛大學校長每年的工資才6000美金。
在這點上，吳英和旁茲是相似的，他們都許諾投資者以很高的回報。
在吳英事件里，債權人決策的另外一個依據就是吳英賺錢的能力，即吳英的商業版圖和本色集團的盈利能力。
曾經的本色集團，一度開設了15家公司，涉及商貿、酒店、廣告、婚慶等。而吳英的經營理念，則非常的炫目，比如本色車業有限公司免費洗車活動；布蘭妮連鎖洗衣店每天為前百名顧客免費洗衣等。吳英法庭上回答公訴方單單免費洗車一項投資多少的時候說，“1000萬左右。”
有一點需要在這里重申，任何一項投資和回報中間是有一個時間段的。吳英投資的大部分項目，因為是在初期，都是虧損的。按照吳英借貸時許諾的高紅利，一般借貸1萬元，每天要支付35元、45元、50元的利息。
在這個環節，初期，當旁茲的第一批投資者來領取他們50%的利息的時候，他就用后來投資者的錢給他們。他對外宣稱，他的高額利潤來源于國際郵政代金券的買賣，當然，他沒有用這些錢買郵政代金券。他的投資分為4種類型：能夠賺錢的生意、房地產、給朋友發放沒有抵押的貸款，最重要的是他試圖控制一家或者多家銀行。
吳英和旁茲仍有相似之處，用借來的錢投資。對旁茲來說，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初期他用后面投資人的錢付前面投資人的利息；但對吳英來說，初期的項目都虧損，她如何還款。有知情人透露，艱難時，吳英也有用旁茲的方式渡過難關。
回過頭來再看，債權人是否借錢給他人，考慮的是信用因素。因為高額的地下借貸利息，初期良好的還息聲譽，讓吳英的名氣在借貸市場一路飆升。盛時，甚至有人托關系，才能把錢借給吳英。對旁茲來說，亦是如此，在短短幾個星期里撈到成百上千萬美元。
把吳英和旁茲放在一起比較，并不是為了證明吳英就是旁茲，而是想進一步說明，當人們對事情的認知脫離基本的常識時，看似偉大的故事往往以鬧劇收場。

   與孫大午
　　吳英與旁茲不同的是，僅僅18個月，在她的商業暢想還未徹底展開之際，她就入獄了，因而，這里就有了若干假設的可能。吳英自己在法庭上也反問公訴方，“你怎么知道以后就不會賺？”
在這里，類比孫大午的故事，或許能更好地看到吳英事件的復雜性。
早在1980年代，河北徐水縣的孫大午就和妻子一道，承包了村邊的一片土地，開始嘗試養殖業。數年間，孫大午逐漸從養殖發展到開飼料廠，后又創辦大午集團。到1995年之后，大午集團已經發展成為中國500家大私營企業之一。
1995年，為解決企業發展中的資金困境，大午集團試著走一條“民間借貸”的融資之路。從1985年的兩萬元起步，近20年間除得到過兩筆總計430萬元的貸款外，再沒有得到當地金融機構任何一筆貸款。盡管大午集團曾多次向金融機構遞交貸款申請，但均石沉大海。
孫大午最早從親戚朋友那里籌錢，后來擴大到大午集團內部員工及他們的親友，逐步又擴大到商業合作伙伴以及大午中學的學生家長，最終形成數百戶的借款規模。每借到一筆資金，大午集團就給儲戶一份統一的借據作為憑證。這些錢存取完全自由，大午集團按時支付本金和利息。
從1996年到2003年，長達8年的融資活動中，儲戶和大午集團從沒有發生過信用糾紛。甚至在孫大午案發后，也沒有出現儲戶大規模擠兌的現象。2003年開始，長期徘徊于“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之間的大午集團終于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孫大午也因此入獄。
但吳英事件的復雜性在于：吳英入獄后，本色集團就已經名存實亡。
據公開材料，吳英及本色集團現在僅剩下位于漢寧西路的本色酒吧、本色建材城和位于中山路與漢寧西路上的商貿城等幾處財產沒有查收或拍賣，但仍處于查封狀態。
本色酒店在內，東陽市區的3個酒店僅庫存的設備以及其他物資價值就有1億元。這1億元資產被查收后依然在經營，經營者不詳。吳英當時購置的汽車價值有兩千多萬元，最后被拍賣了三百多萬元。也就是說2006、2007年買的車，在一年內就縮水1700萬元。而辯方稱為旗下婚慶公司添置的300萬元的法拉利轎車，盡管沒有拍賣，但現在不知所蹤。
一審法院依法公開審理查明，吳英集資詐騙達77339.5萬元，沒有歸還的達38426.5萬元，這些錢到什么地方去了，吳英本人沒有賬目，公司財務管理混亂，司法機關委托3個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均無法進行。
與官方說法不同，在本刊記者的走訪中，吳英的親人拋出質疑，吳英及本色集團處置的財產都是由東陽公安部門進行操作的，按照司法程序這些都是應該由法院來進行。還有一點是，幾千萬的拍賣款不知所終。
孫大午幸運的地方在于，2003年的非法集資案，雖然大午集團遭遇了巨大的打擊，但劫后余生。
企業的高層基本上全部被抓，大約有四十多人的工作組進駐企業內部開始調查，機器停止了轟鳴，工人停止了勞動，財務處的保險柜都被帶走，所有往來之處都必須由相關工作人員簽字方能放行。
2003年，受“孫大午事件”影響，大午集團賬面虧損是584萬元，而2002年盈利是980萬元，這樣一相加，直接損失就高達1500萬元以上了。但后來讓出獄的孫大午感到特別欣慰的是，不僅在調查案件的過程中，大午集團沒有員工落井下石，更沒有人攜款外逃，企業雖然在虧損，但許多沒有離職的員工依然堅守崗位，同時還主動降低工資，最高降幅達30%。
吳英與孫大午的不同在于，大午集團對企業沒有失去控制權，大午集團的融資人也沒有出現大規模擠兌現象；而本色集團在吳英出事之后，整個企業就風雨飄搖。當然，這也可能與各地不同的政企環境相關，但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本色集團的后續管理能力無從談起。
 
    邊界在哪里
　　罪與非罪的邊界到底在哪里？對吳英來說，時機似乎更為重要，成王敗寇。
正如吳曉波所說，吳英等諸多人物的出現,是在現有金融體系結構不合理的背景下發生之制度性悲劇。一個很可能的情況是，再過若干年，隨著中國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吳英們的行為應是符合商業規律和合法的。
誠然，吳曉波的言論如若成立，需要一些因素的支撐。一是時間，二是吳英們的實業投資均獲得了巨大成功。
當下，許多成功的浙商出于對現金的偏好、對短期高回報的重視，以及對項目絕對控制的追求，促使他們更多地進入商業地產等領域。只要判斷準確、運作得法、合作團隊能力強，投入數千萬元乃至數億元，一兩年內回報100%，也不是沒可能。在溫州等地，中等規模浙商抱團參與西部一些地區舊城改造項目大獲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數。
從這個維度來看，吳英的商業設想，依然符合當地商界的主流偏好。這也可以部分解釋，盡管這個事件一開始就顯現出諸多荒謬性，但仍有不少富人愿意相信她的“商業神話”。加上當地自明清以來，商業活動中的信息，多依賴人脈傳播，輕易不接受公開消息。其熱衷于講述、傳播財富故事的區域特色，至今仍很濃郁。
在此，如果討論因為入獄而導致了吳英商業戰車的擱淺，顯然是個偽命題，因為歷史不能假設。但罪與非罪的界限，與旁茲比，如果他當年的投資，能支撐他45天50%的回報，那他就不會成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騙子”。對吳英來說，這個問題也同樣如此。
曾經頗受“非法集資”這個詞困擾的孫大午告訴記者，“罪與非罪之間的界限，在于是否詐騙”，而茅于軾與孫大午的看法相同，“集資合法不合法，就是看它有沒有損害別人，有沒有造成惡果。要做得很好，對社會創造了財富，你說他犯法，根據在哪兒啊。”
從吳英與孫大午類比的視角來看，如果本色集團能在吳英入獄以后，像大午集團一樣有序經營，吳英未卜生死的明天或許會多些悲壯的色彩，但這些都是假設，當年一度絢爛奪目的本色集團在一個女子入獄后，顯然失卻了靈魂。
缺乏好的時機，缺乏好的管理團隊，當年的本色集團如曇花一現般出現在世人面前，它的掌舵者吳英生死未卜。在現實社會中，從孫大午到吳英，這種罪與非罪的爭議，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在茅于軾看來，問題的根源在于金融業的壟斷，“你把金融業壟斷起來了，老百姓的錢就沒地方去，一方面錢很多，一方面借錢還借不到，這就說明我們的金融業有很大的問題。金融業干什么，就是把錢能夠用到好地方去，現在老百姓有很多錢，而中小企業又很缺錢，就是你金融業有毛病。”

     讓民間金融走進陽光
“民間金融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生命力旺盛，這表明我們有這樣的文化傳統”
　　“非法集資”一直貫穿著改革開放這么些年。長城公司沈太福，新興公司鄧斌，大午集團孫大午，本色集團吳英。歲月如梭，關于非法集資的罪與非罪，也有了更多的思考。死者已矣，而吳英一審被判死刑，二審開庭后，還無宣判結果。
“非法集資”與“民間金融”似乎總連在一起。就此，本刊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王曙光。
人物周刊：民間金融指的是？
王曙光：常態下的民間融資，與犯罪無關，像洗錢、詐騙、非法集資等，都不屬于民間金融的范疇。當然目前的中國，這兩方面都存在，而存在的原因，可能跟我們整個融資體系不完善有關系。
人物周刊：民間金融產生的基礎是什么？
王曙光：在現階段的中國，整個融資體系不是很完善，民間金融是民間資本釋放的一個通道，中國的正規金融系統門檻很高，而民間的融資需求又很旺盛，從供需理論來看，這就催生了中國民間金融。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有民間金融這樣的文化傳統，關于這點，學者們談得比較少。幾千年來，中國官方的金融體系，跟以鄉土社會為根基的民間金融體系，是并行不悖的。比如說互助會，可以追溯到春秋這個時間段，它存在了幾千年，生命力旺盛，這表明我們有這樣的文化傳統。民間金融它依托于鄉土社會，利用血緣、地緣、人緣、業緣關系來展開，有其積極的一面。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民間金融的前途？
王曙光：民間金融的前途大概有這么幾個方面需要考慮。第一個方面，我覺得民間金融的自律性非常重要，民間金融實際上跟正規金融有一點相似的地方，就是它都屬于從事金融業，銀行、證券、保險公司等，一面是監管，一面是自律。民間金融呢，更需要自律，因為沒有法律來保護它，這是第一。
第二，民間金融的安全性依賴于地域的相對封閉，如果它范圍特別廣闊，非常大，信息不對稱，我想一定會產生各種金融危險。比如說一個互助會在一個村子里面也許很好，當這個互助會擴展到全縣范圍的話，它一定會崩潰，因為它有其局限性，鄉土社會這種信任都局限在一個小的范圍當中。
民間金融不能做大，80年代發生的，像浙江溫州，樂清附近發生過很多互助會崩潰的風波，這中間有一個因素，不是有人蓄意去詐騙，當然不排除一些人會去詐騙，但主要是它的范圍擴大后，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鏈就太長了，那么它跟村子里面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相互信任就不一樣了。因此，民間金融，不能追求過大的規模，很多一開始做得挺好的，后來規模一擴大之后，弊端就隨之出現了。
第三，將來對民間金融需要一個比較完善的立法，就是《民間借貸法》。這個法律要對民間借貸的形式、利率水平、合約的規定各方面加以明確，讓民間金融走到陽光當中，使之合法化、規范化、陽光化，這樣，民間金融自身的問題可能會暴露在陽光底下。
人物周刊：民間金融在立法上的推進如何？
王曙光：兩三年前搞了一個關于民間借貸的法律草案，但這個草案一直沒有被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提交進入討論程序。我覺得這個法本身是很敏感的，不要期待它在幾年之內就能很快出臺。比如說《土地法》，討論了30年，到現在才通過了幾年；《合作社法》討論了快60年，2006年才通過；《物權法》也是討論了幾十年，最終2007年才通過。這些法律實際上都是中國最敏感的部分，很難在短時間當中奏效，而且這么長時間醞釀一個好處就是什么呢，充分的共識，充分的爭論，充分的溝通，最后是呼之欲出，水到渠成。和這些法律的醞釀一樣，民間金融的立法也一定是一個緩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