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0日，十八大制度反腐研討會在湖南韶山召開。本報記者 葉鐵橋攝

　　如果以特赦化解“腐敗呆賬”，能否過民意關？高薪養廉要不要實行，如實行會不會增加民眾或國家負擔？

　　嚴刑峻法沒能防住前“腐”后繼，反腐的關鍵是在預防還是執法？家庭財產申報目前能否大范圍推開？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已經就反腐敗問題多次表態，且措辭嚴厲。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就振聾發聵：“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他強調，各級黨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

　　十八大后，反腐敗行動確有提速跡象，重慶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從不雅視頻被曝光到受到處理，只用了63個小時。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太原市公安局局長李亞力的相繼落馬，說明從中央到地方，反腐敗風暴正在勁吹。

　　然而，在一個個事件熱鬧非凡的同時，卻難掩整體問題的沉重和形勢的嚴峻。十八大后，腐敗怎么反？拒腐防變的體系如何構建，怎樣遏制腐敗易發多發的勢頭，都值得全社會深入探討。

　　十八大后，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反腐建議，有專家學者提出“特赦論”，建議特赦貪官，以換取他們對政改的支持；也有專家建議官員公開財產，不過是全部公開還是從新提拔的干部開始公開，爭議很大；還有專家建議搞群眾運動式反腐，另一部分專家則堅決反對，多種聲音，莫衷一是。

　　日前，部分反腐專家、學者聚集在湖南省韶山市，深入探討十八大后的反腐新形勢，而上述引發社會爭議的熱點問題，也正是他們關注的重點。

　　“特赦論”能否過民意關

　　“專家建議赦免部分退贓官員以換取他們支持政改”，2012年12月17日，當這條《京華時報》刊登的新聞出現在各大門戶網站首頁的顯著位置時，許多人才赫然發現，竟然有專家提出了這樣“不可思議”的建議。

　　提出建議的是制度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對于發表這一建議后網絡上無數的批評甚至謾罵聲，他表現得很淡然：“我知道會被罵，但不能因為怕挨罵就不敢說真話。”

　　這一建議，李永忠早已深思熟慮。十多年前，他參與了“反腐敗特別行動”課題研究，就涉及如何解決“腐敗呆賬”的問題。2011年年底，他在雜志上撰文提出反腐敗“寬以懲前”的策略，提出應對在規定期限內主動并如數退贓的官員不追究責任，以此來解決“腐敗呆賬”的問題。

　　2012年11月，他又在《人民論壇》上撰文，再次提出“以特赦化解腐敗呆賬”的思路，建議對貪官進行有條件特赦。

　　李永忠說，他的這一建議來源于香港的經驗：1974年2月，“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香港回歸后稱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編者注)成立，廉政風暴席卷香江。當時香港警界非常腐敗，許多警察因此被判入獄。1977年10月，部分香港警察上街游行，后又沖進廉政公署總部大打出手。為此，時任港督麥理浩發布緊急特赦令，宣布除重罪及已展開調查的案件外，對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貪污罪行不予追究，由此減少了改革阻力，香港由貪腐嚴重的地區一躍成為亞洲廉政的模范生。

　　不止李永忠，事實上，十八大前后，歷史學家吳思、經濟學家張維迎、法學教授何家弘、《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等也相繼提出或表態支持“貪官特赦論”。他們的觀點大體一致：為減少反腐敗的阻力，應以特赦來解決腐敗存量的問題。一些專家甚至想以特赦來換取有原罪的貪官們對改革的支持。

　　韶山會議上，李永忠重申這一構想。吳思也在會議上表示支持，并作了補充。吳思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于權力含金量的不斷增加，腐敗在官員中呈現易發多發的態勢，由此形成了巨額的“腐敗呆賬”。他列舉了多個模型，用這些模型估算出來的“腐敗呆賬”總量都極其巨大。他甚至估算，僅憑我國目前的司法隊伍和設施，要處理這些腐敗存量，沒個幾十年處理不完。

　　“存量大得難以處理，無法消化。如何一邊解決腐敗的存量問題，一邊把貪官污吏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搞政治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我的建議是，用特赦促政改，跟貪官做一個政治交易，化腐朽為神奇，廢物利用，從而解決反腐敗所遭遇的阻力問題，化阻力為動力。”吳思說。

　　對于如何特赦，李永忠認為上策是保持反腐強大壓力的情況下，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確定特赦的具體時間和金額，除已經在查的重大案件外，一定數額以下的貪污受賄，予以特赦，以此減少阻力，換取對政改的支持。

　　李永忠和吳思都提出，為了更好地實行這些制度，應考慮設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李永忠說，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為有經濟體制改革特區這個孵化器，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裹足不前，就是因為沒有這么一個孵化器。“全國2800多個縣，拿出1%即28個縣來搞改革試驗，一旦有成功的，復制拷貝就行了。即使失敗了，也就1%，不會引發震動。”

　　韶山會議上，“貪官特赦論”激起了熱議。但有專家認為，這一建議雖有一定合理性，卻容易遭遇民意的反對，一旦實施起來無異于“飲鴆止渴”。

　　反腐專家、《求是》雜志社研究員黃葦町就質疑：如果要特赦，那么特赦由誰來做？如果由我們黨自己來做，自己赦免自己的干部，能不能在老百姓中過關？

　　他說，現在正是民眾對反腐敗最關注也是意見最大的時候，如果提出對貪官進行赦免，民眾那里能不能通過是個問題。而且，黨中央始終強調堅決反腐，提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給群眾展現出了堅決的反腐敗決心，也至少從道義上讓民眾感受到了信心和希望，如果提出特赦，會不會危及黨的執政資格？

　　不過，黃葦町也認為，如何處理腐敗的存量問題確實非常棘手，如果過于強硬，有可能遭遇巨大阻力。同時，他也談到，事實上，在當前及過去查處涉及貪腐的大案要案中，如果涉及面過大，也采取過有條件赦免的做法。但他認為，要真正處理好以特赦化解腐敗的問題，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

　　吳思回應說，民意的分量，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中當然處于第一位。民主制度越不健全，民意在決策中的分量就越輕。所以，才需要用特赦交換更健全的民主制度。從烏拉圭的轉型史看，在民意調查中，反對赦免的比例高達72%，但是在真實的投票中，在民眾真正出面做政治交易的時候，贊成赦免的比例上升到53%。

　　高薪養廉要不要推行

　　湖南省紀委正廳級紀檢監察員唐東平一直呼吁“以薪養廉”。他在韶山會議上說，國家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偏低。

　　唐東平說，對于高薪養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激烈爭議，后來因為思想不統一不了了之。但他說，他發現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高薪養廉。

　　唐東平說，有些人講不能“以薪養廉”，說人的欲望是無窮的，他不贊成這個觀點。“我覺得人有兩面性，一是動物性，二是社會性，社會性就是有理性。為什么今天大家對腐敗還義憤填膺，整個社會對腐敗問題嚴重不滿，這種不滿就是理性的體現。”

　　他舉例說，從他20多年的紀檢工作經歷來看，以前是國有企業領導人經常出問題，但自從對他們實行年薪制以后，出問題的越來越少。“湖南省這些年來查的領導干部腐敗案件，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基本沒有了。為什么？這些干部一年有幾十萬上百萬元，不在乎這點小錢。而在沒有實行年薪制之前，國企領導人的腐敗比例可能比黨政干部還要大。這說明，雖然現在國有企業實行的年薪制還不盡合理，但對抑制腐敗產生了明顯效果，這個基本事實說明高薪養廉是可行的”。

　　“我現在提出個觀點，不是高薪養廉，這個‘高’字太招眼了，我提出‘以薪養廉’。‘以薪養廉’就是根據按勞分配原則，給公職人員以合理的薪酬，以保障能夠廉潔從政。”唐東平說。

　　對于這一建議，中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倪星教授表示贊同，他說，新加坡政府以高薪養廉聞名，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曾說過一句話，大意是要誠實地看待人性。李光耀說，掌握幾十億資金的部長們，絕對不應該拿低薪，低薪不可能選能干且有競爭力的人才。“低薪的吸引是什么呢？是以公共利益為名，滿口甜言蜜語去騙取權力的偽君子”。

　　“高薪不足以養廉，但是低薪絕不可能保廉。”李永忠也插話道。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專員郭文緯表示，他去過一些東南亞國家，發現有的國家交警喜歡在早上打埋伏，抓交通違章，但違章者給警察10塊、20塊，就可以走了，“為什么？因為這些警察的收入支付不了家庭開支，所以他們通過這種腐敗的方式去彌補”。

　　郭文緯說，在香港，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也不算高薪，但會以企業的薪酬作參照系。“通常來說，香港的公務員分低中高三層，低層公務員的工資一般比企業里的低層高一點，中層公務員跟企業里的中層差不多，高層公務員比企業里的高層要低一點，這樣就能保證香港公務員薪酬具有一定競爭力。”

　　他還表示，聯合國的《反腐敗公約》第七章明確表示，每個國家應該給予公務員合理的薪酬，“中國作為簽署了該公約的國家，有責任去遵守公約”。

　　對于高薪養廉是否需要國家財政多增加支出的問題，唐東平也有思考，他認為，為了減少改革阻力，就既不能增加稅收，也不能增加國家財政支出。他的建議是，通過三個方面的改革，精簡公職人員，堵住腐敗浪費通道，然后再慢慢提高公務員工資。

　　他說，這三個改革，第一，要改革公務消費制度，特別是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和公款旅游的“三公消費”，“因為這里面的浪費是驚人的，一年至少有好幾千億”。第二，要改革財政轉移和專項資金撥付制度，“這里面問題也很大，流失至少不低于10%，超過20%都有可能，流失到哪里去了呢，有些是浪費了，比如吃喝、送禮，還有交通費用，另有一部分到了個人腰包里”。第三，改革機構，精簡人員。他認為，現在很多基層政府部門人員過于臃腫，耗費了大量財力物力，應該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打造高效精干的政府。“人員和機構精簡后，又可以省出一大筆錢來”。

　　唐東平說，他不贊成對公職人員一步到位加到高薪，而應該在上述開源節流的基礎上，通過若干年的努力，使公職人員收入慢慢增長到合適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