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刑峻法為何不能止住前“腐”后繼

　　會議上，郭文緯做了個設問：“對于貪腐，香港的最高刑期是多少呢？也許你們不可以想象，香港沒有死刑，也沒有終身監(jiān)禁，也不會判50年、30年或20年。”

　　頓了頓，他說：“在香港，最高刑期是10年。你們不可想象吧，對，只有10年！”

　　但就是這樣的刑期，香港卻在清廉指數(shù)上多年來位居亞洲第二，僅次于新加坡。

　　相比較之下，內地對貪腐的懲罰要嚴厲得多，李永忠說，內地高級干部一旦因腐敗被追究的話，基本都是10年以上的重刑，甚至有些還被判無期或死緩，最嚴重的會被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過去10年，內地有六名省部級干部被處以死刑立即執(zhí)行”。

　　令人困惑的是，雖有嚴刑峻法，但反腐敗的整體形勢，正如中共中央和中央紀委的評價：“三個并存、兩個依然”——成效明顯和問題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敗現(xiàn)象易發(fā)多發(fā)并存，群眾對反腐敗期望值不斷上升和腐敗現(xiàn)象短期內難以根治并存。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

　　如何理解這種反差？郭文緯又提出問題：現(xiàn)階段開展反腐敗斗爭，強調教育、預防和執(zhí)法，這三者中，哪個最重要？

　　他說，自己在內地講過五六十次課，每次提出這個問題，聽講的大部分都說教育和預防最重要，“但實際上，重中之重應該是執(zhí)法，就是要讓人不敢貪。”

　　隨后，郭文緯搬出了“坐飛機理論”：人們都很清楚，坐飛機有一定危險，全世界每年都有一兩架飛機掉下來，而飛機失事，乘客幸存的幾率很小，為什么許多人還是要坐飛機呢？“這是因為飛機失事率很低，遭遇一次飛機失事的概率是幾千萬分之一。同樣，如果因為貪腐被抓的幾率跟坐飛機的失事率差不多，那么官員們就會心存僥幸，總覺得不會輪到自己頭上”。

　　“但在香港，如果你想貪污的話，我們保證有60%的機會抓到你，看你敢不敢貪！”郭文緯說，反腐敗，就是要讓公職人員不想貪，不能貪，不敢貪，其中關鍵就是要不敢貪，貪了就會被捉，身敗名裂，得不償失。

　　這一番話也引起了黃葦町的深思：內地有的地方為什么出現(xiàn)了前“腐”后繼的情況，就是因為這些官員覺得出事率低，風險很小，收益又極大，于是鋌而走險。

　　李永忠也說，目前內地的反腐敗還談不上“零容忍”，甚至有些過度容忍，比如刑法里貪污受賄立案標準，已經由2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而在實際的辦案過程中，甚至還有不少地方立案的金額更大。

　　在郭文緯看來，如果5000元以下不起訴，會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如果有小孩子吸毒，你肯定不會跟小孩子說，小孩子吸毒不好，不過吸很少的毒品還可以接受，多了就不好了。所以絕對不能讓官員認為，雖然貪污不好，但如果貪污4999元就沒有大不了的，多就不好了。在香港，我們反復強調，即使貪一塊錢也要查辦，主要就是為了給民眾一個明確信息，那就是對腐敗要做到零容忍。”

　　但有專家質疑，貪一塊錢也要辦，這樣是不是從辦案成本上來說不劃算？有專家就提出：“在內地，辦一個10萬元的案子，可能花10萬元都拿不下來，不能不考慮成本因素。”

　　郭文緯說，香港廉政公署有幾十個專案組，絕大部分都是專門做大案的，只有一兩個做小案件。但如果一個郵差送郵件，每次都要收幾塊錢好處費才及時送上門，慢慢形成習慣，就會蔓延到其他領域，從而敗壞社會風氣。但是，如果廉政公署連這樣的案子也辦了，就說明不僅打老虎，也打蒼蠅，這樣就能形成良好的社會反響，讓其他人引以為戒，不敢腐敗。

　　家庭財產申報目前能否大范圍推開

　　家庭財產申報制度也是會上專家討論的熱點之一。制度反腐研究專家、湖南商學院副院長王明高說：“現(xiàn)在輿論對家庭財產申報制是一邊倒。我在十幾年之前就開始研究家庭財產申報制，而且是極力呼吁。我認為，家庭財產申報制必須在中國實行，這是大勢所趨。從全世界反腐的經驗來看，不實行家庭財產申報制，反腐敗都是虛的，或者假的，都落不到實處。”

　　但他認為，目前尚沒有條件實行家庭財產申報制。如果大范圍推行家庭財產申報制，就有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家庭財產申報制是一把雙刃劍。當年，韓國實行家庭財產申報制后，出現(xiàn)了大量資金外逃的現(xiàn)象，給國家經濟造成嚴重打擊。

　　王明高說，據(jù)一個反腐敗國際組織的研究，家庭財產申報制實行后，許多執(zhí)政黨失去了執(zhí)政地位，只有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一個例外。

　　他說，他現(xiàn)在是極力反對，不是說反對家庭財產申報制，而是主張在實行之前必須做好政治準備、經濟準備、輿論準備、社會心理準備等，同時，必須先建立中國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落實金融實名制，否則很可能落不到實處。

　　李永忠也認為，家庭財產公示一定要實行，但在當前還不能大范圍推行。他建議，如果設立政改特區(qū)，可以在政改特區(qū)和新選拔的領導干部中先試行。

　　吳思則主張，在選拔新領導干部的同時，公布家庭財產的時候，最好能配合廉政賬戶制度，給手腳不干凈的人一個改邪歸正的機會。

　　關鍵在于改變權力結構

　　對于反腐的長效機制，專家們都認為，從長遠來看，關鍵在于改革權力結構。

　　事實上，近年來，中央也一直在強調要加大監(jiān)督制度創(chuàng)新力度，建立健全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xié)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

　　李永忠說，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反腐敗的治本之策，“如果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督三權合為一體，這種權力結構絕對滋生蔓延腐敗。”

　　他說，我們目前的權力結構，基本上是照搬蘇聯(lián)模式，將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督三權合為一體，但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這種“權力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 既是蘇共亡黨、蘇聯(lián)解體的“總病根”，也是我們各種問題的“總病根”。“30多年前，鄧小平同志就進行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戰(zhàn)略規(guī)劃，其要義就是改革權力結構，通過黨內分權以形成黨內制衡”。

        李永忠建議政治體制改革分三步走：第一步進行黨內分權，把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分開，發(fā)展黨內民主，還權于黨員，使黨員成為主體。第二步，黨政分工，還權于政府，讓政府承擔起應該承擔的職責。第三步，黨政分開，將過去黨對政府的工作由事無巨細的事務性領導，逐步改變?yōu)檎嬲齽訂T群眾、組織群眾、引導群眾監(jiān)督政府的政治領導，還權于人民。從而不僅完成由革命黨向黨執(zhí)政的轉變，而且完成由黨執(zhí)政向執(zhí)政黨的轉變。

　　黃緯町也認為，反腐敗需要頂層設計，這種宏觀戰(zhàn)略只能是中央設計，從最高的層面來對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發(fā)展路徑作出頂層設計。他再次強調，這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