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跨國企業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在華行賄。德普、史尼澤鋼鐵、朗訊、強生等企業等都曾卷入在華行賄丑聞，遭到美國制裁，但中國作為主要利益受損方，卻鮮見處罰行動。

　　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符啟林表示，“在中國行賄，根據屬地原則，我們肯定應該管。”

　　那么，是什么致使涉嫌在華行賄的跨國企業逃脫中國處罰？《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權威法學家和資深律師了解到，此類事件中的法律寬宥、證據難以落實、管轄權沖突等三方面因素是主要難題。

 

　　打擊行賄力度輕于受賄

　　據不完全統計，牽涉在華行賄的跨國企業有德普、史尼澤鋼鐵、艾利丹尼森、約克國際、朗訊、AGA、法如、ITT、強生、西門子、施耐德電氣、寶潔、沃爾瑪、百事可樂、輝瑞制藥、家樂福、IBM、摩根士丹利、愛爾康等。

　　去年7月，當公安部宣布將組織偵辦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葛蘭素史克）涉嫌經濟犯罪案件時，葛蘭素史克立刻在其網站表示將全力配合中方調查。其之所以采取積極合作姿態，和中國的法律不無關系。

　　根據 《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單位行賄的，在被追訴前，單位集體決定或者單位負責人決定主動交待單位行賄行為的，依照刑法的規定，對單位及相關責任人員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阮齊林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中國一般是打擊受賄較嚴，行賄較寬，只有個別行賄案例會判10年，這主要是因為過去認為行賄方是被動的，不送禮沒法做事，雖然在立法時有考慮行賄方主動腐蝕公職人員的因素，設置最嚴重可判無期，但一般沒這么嚴格，總體而言，對行賄的打擊仍輕于受賄。

　　盡管我國法律對于制裁單位行賄的罰金沒有設置上限，但符啟林認為，實際上罰金很低，達不到國外那么高，因為國內外司法標準不一樣。

 

　　據世界銀行估計，跨國公司每年向發展中國家出口金額的5%即500億美元至800億美元，都流向了當地官員。

　　北京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刑事部主任丁一元介紹，他在多年代理經濟類訴訟中發現，一般企業一年會拿2%的營業額作為業務開拓費，這筆錢就包括了請客送禮。

　　雖然涉及行賄的金額極其龐大，但跨國企業的行賄手法隱蔽多樣，這造成了事實上的取證困難。

　　在眾多案件中，跨國企業的行賄不僅呈現規模化，利用咨詢公司或中介從事行賄，而且手法更加隱蔽，使用諸如廣告費、咨詢費、會議費等合理的支出項目進行掩蓋。

　　阮齊林認為，實際操作中其實不存在法律漏洞，關鍵是難以發現證據，判斷行賄與否有兩個條件，主觀有無獲取不正當利益，客觀有無輸送利益，只要發現了處理很簡單，但問題是，現在的行賄手段高明，很多都發現不了。

　　阮齊林特意舉例說，如果某企業給某高校捐款后成為校董，獲得推薦入學名額，那么該企業將這一名額送給某國家工作人員的子女后獲利，相關監管部門難以發現這其中的聯系。

　　符啟林也表示，實際案例中取證不易，行賄如果涉及海外結付，我國的司法機關要獲取證據是比較困難的。

 

　　商業賄賂案件管轄權沖突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國家機關介入調查前，無從得知商業賄賂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因此導致相關“監督檢查部門”與司法機關的管轄權產生沖突。

　　其中，屬于違法行為的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辦法》等，由相關“監督檢查部門”管轄。屬于犯罪行為的適用《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由司法機關管轄。

　　此外，在司法機關內部，因涉案人員成分復雜，其管轄權也有沖突。根據《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的解釋，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行賄案件由檢察機關處理，公司、企業人員行賄、受賄案件由公安機關處理。

　　據阮齊林介紹，在實際處理跨國公司行賄案件時，主要是公安機關來監管有問題的跨國企業，檢察院監管公職人員。

　　這意味著，不僅商業賄賂案件的管轄權存在爭議，同一案件中的受賄、行賄方很有可能會交由不同的機關進行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