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平均值 立法是個平均化的過程

    中國正在成為一個法治國家，這是耳聞目睹的事實。當然，我們確實還存在不足。我越來越感覺到，法治國家的標志除了立法的數量和質量以外，更重要的是守法的習慣和執法的環境。 
       
    立法的數量不必說。這20多年是中國立法的豐收期。盡管我們老說這個事沒有法律依據，那個事立法滯后，但說實話，我們的立法速度一點也不比JDP的增長速度遜色。我們的辦事效率在立法上的體現也非常充分。相對于國外的一個立法來講，我們的速度簡直是火箭式的。例如，聽說在英國倫敦，為了私家車進入市區的限制問題，爭吵了幾十年才確定。這事要擺在中國，例如北京，大不了幾年，而要擺在地方上，那速度會更快。好像有個慣例，越是遠離中央，立法和立規的速度越快。 
       
    講到這里，可能問題會多一些。我想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立法與現實的差距。不久前和一位工商局退下來的老同志談到立法。他舉了個例子，如果一個無照的商販賣了一瓶優質礦泉水和一個有照的商販賣了一瓶假的礦泉水，應該去查誰。根據法律處理并不難。但如果是99%的商販都無照，但賣的都是優質礦泉水，而那1%的商販有照，但卻賣的是假的礦泉水，這又該如何是好。這個例子聽起來很特殊，但現實中類似的情況卻不少。立法有點像我們管理中講的激勵目標一樣，如果讓大多數人都很難達到的話，就沒有任何激勵作用。如果一個法律和法規的規定大多數人努力都很難達到的話，這樣的法律法規也就是無用的，而且，還會有副作用。例如，管理中激勵的目標很難達到，那大多數人就會放棄努力。而如果法律有這樣的情況，就可能造成違法的人數眾多，法律就流于形式，不僅喪失了法律的尊嚴，也會給人們的守法心理帶來極大的副作用。 
       
    所以，立法實際上是一個平均化的過程。在中國，我們常常把法律的門檻拔得很高，從理論上說這樣的法律可能從法理和目標上看都是完美的、理想的，可是如果實施中無法不折不扣甚至打些折扣執行的話，法律就會被束之高閣。中國的很多法律都是很好，差就差在執行上。我看問題在于法律的平均化過程做的不好。立法的目標決不是追求最完美的目標，而是追求平均化的目標，這一點我們的立法機構和法律專家急需搞明白。